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约束条件正在不断增加。
其一，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原有的世界经济循环体系，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调整，对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中国制造业形成较大的结构性制约。长期以来，全球经济循环的主要特征是：欧美等国的赤字财政和高消费带动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中国等国的高储蓄高出口，形成巨额外汇储备，大量购买欧美国家主权债券，为其高消费进行融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循环出现了“短路”，突出表现在两个“难以为继”上：一方面，欧美等国的高消费、高负债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长期依赖出口带动制造业和经济增长的模式也到了必须改变的地步。后金融危机时代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调整，必将对中国出口产生极大的制约，曾延续多年的发达国家强劲消费拉动制造业增长的格局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全球贸易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贸易壁垒将呈现出形式多样和频率高发的态势。
其二，发达国家“回归”制造业，发展中国家之间竞争加剧，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双重压力。近年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冲击之下，发达国家开始反思，认识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才是保持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欧盟、美国均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大力发展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力图重振制造业。与此同时，新兴发展中国家也纷纷作出战略部署，加快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制造业将面临前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阻截，后有东盟、印度、拉美等国家和地区加速追赶的双重压力。
其三，能源资源约束趋紧，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传统竞争优势逐步减弱。2010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量达22.7亿吨油当量，而自2000年以来累计消费量达178亿吨油当量。201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4.8%，铁矿石、铝土矿、铜精矿、铅锌矿、钾盐等对外依存度分别为53.6%、55%、65%、30%、70%。随着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也将持续提升，资源类产品价格上涨具有较强的刚性特征，将直接带来制造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总量大、成本低曾是中国制造业的突出比较优势，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一优势也在不断流失。根据相关预测，2015年中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缓慢下降。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大面积的“用工荒”和工资薪酬的快速上涨反映了这一变化。从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来看，当前越南是约每月1000元，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国东部沿海已经达到了2500元至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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